近日，省教育厅公布了全省高等学校开展“反四风，正学风”主题征文活动优秀征文结果。我院马成鸣撰写的《恪守为师之道，静待清净之风》获得一等奖，李红撰写的《君子不器》获得二等奖，受到教育厅表彰奖励。我校共有9篇论文获奖。

本次征文活动对象为省内各高校教师，活动要求围绕党中央、省委省政府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精神，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深入剖析高校学风建设中存在的“四风”现象，研讨新形势下加强学风建设的机制措施。

附：获奖作品

恪守为师之道 静待清净之风

马成鸣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告诉了我们为师之责。“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陶行知先生告诉了我们为师之德。在四季绽放知识之花的校园里，这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句。而不知从何时开始，因为熟悉，也开始渐渐淡去。但即便是如此，还有那么一些人依旧坚持守护着这份神圣。

2012年12月28日的西北师大新校区阶梯教室里，学生们静静的坐在后排的椅子上，聆听着不怎么明白的动物学课程内容。讲课的是师大生命科学学院的马正学老师。不同于以往马老师阔步走进教室的样子，这次，是几位同学用担架把马老师抬进的教室。因为在一个月前的事故中肋骨骨折，所以无法下床。但临近期末考试的马老师放心不下学生的复习，坚持要来为学生们复习课程内容。原本计划只讲一个小时的，马老师足足讲了三个小时。在座的学生有默默流泪的、有奋笔疾书的、还有全神聆听的，没有人去问是否听懂了，因为大多数同学是慕名而来的。他们流泪不只是因为感动，还有惋惜，惋惜的是不知什么时候还能遇到这样的老师；他们奋笔疾书不只是因为笔记，还有记忆，记住这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时刻；他们聆听不只是因为懂得，还有震撼，心灵深处对教师意义的重新认识。

2013年7月，在甘肃省临夏县前川村与何家村的乡村公路上，手拎着背包的马玉珍老师，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进着，她要前往的是何家小学。别人步行只需二十分钟的路程，马老师至少需要提前出发一个小时，这样才能按时从家走到学校。小时候的一次误诊让马老师的一条腿和一只手几乎失去了健康的使用能力，她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愧疚的是没有给女儿好好的做过一顿早餐，而作为几十个孩子的“母亲”，她无论刮风下雨，从未迟到。35岁的马玉珍老师，在这条乡村公路上，已经来回行走了十五个春秋。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们和我一样，不禁被她的经历感动了。

如今的马正学老师，在和学生们一起度过六十岁的生日之后光荣退休了，而如今的马秀珍老师，还在那条不怎么平摊的乡村公路上继续行走着。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精神和力量在鼓励着他们在如此平凡的岗位上坚持不懈？答案是他们对“教师”二字的那份担当，是对作为一个教师信念的坚持。

正如马正学老师所说的那样，他直到2008年才晋升教授职称，是因为“自己的科研没有教学精彩”。在这个追求科研成果的时代，作为教授的马正学老师，科研能力并不低，只是他更重视在课堂中的教与学的快乐，他说“课不是随便就能讲的，不能误人子弟”。正因为如此，他坦言“并不为此感到遗憾。”他觉得“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教书是一方面，教给他们知识，育人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需要不断地言传身教”。他是站在坚守信念的三尺讲台上。

正如马玉珍老师所收获的那样，她直到2010年才转为正式教师序列，成了有“铁饭碗”的人。在这之前的十几年，她和数十万坚守在教学第一线的代课教师一样，凭靠着微薄的收入坚守着真理的底线。她说她也曾想过回到家里陪伴着孩子，依靠着母亲和丈夫完全能够一家人幸福的生活。但她每每想到此，总会想起那些苛求知识的“小眼睛”们，总会想起那些本来并不怎么被人重视的乡村女孩们。行走在路上的她就像一面屹立不倒的旗帜，给孩子们带去的是淡淡的希望，给自己留下的是一路芬芳。她是走在坚持梦想的路上。

作为教师，作为人民教师，作为民族未来和希望的培养者，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教师作为榜样，我们需要更多这样铿锵有力的身影作为旗帜。响应党中央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号召，我们需要重新体悟何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需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把渗透在校园里的不正之风清理出校园，还校园一片安详和宁静。

反对形式主义，我们不希望每一个老师的最后一堂课被担架抬进教室。我们需要领悟“最后一堂课”的精神，那种视学生如己出的认真负责，在年轻的学子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的道路上，需要为他们建立起一座座灯塔，引领他们远航。

反对官僚主义，我们不希望校园里充满浓郁的社会气息，站在略高一些的三尺讲台上，将本该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阻挡在千里之外。我们需要关注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需要告诉他们在远航的道路上没有坦途，梦想和现实之间并不遥远，需要的是不断的坚持和努力。

反对享乐主义，我们不希望校园里的亲密无间需要在酒桌饭桌上才能体现，不需要在娱乐场里才能表达。需要的是教学课件中娓娓道来的科学与真实，需要的是教室里热情洋溢的传授与讲解，需要的是电子邮件中不厌其烦的询问与解答，需要的是在教师节的朵朵鲜花和小小卡片中传递的花香与浓情。

反对奢靡之风，我们不希望前往校园的路上堆满奢之荆、靡之棘，让我们一路颠簸。瑞士谚语有云：奢靡乃德义之灭亡。教师的奢靡终将是人类灵魂的奢靡，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我们追求的品质生活需要我们传承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需要我们摈弃奢靡之风，因为品质生活并非等于奢靡生活。司马光有云：“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含慕富贵，枉道速祸。”我们需要体会“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深刻道理。

反对四风，作为人民教师的我们需要不断学习。谚语有云“学习从摇篮到坟墓”，我们需要终身学习。时代在变迁，知识在爆炸，教师需要走在前列。面对时代的诱惑，关于师德的思考不能停，关于“教师”二字的分量认知不能含糊。

古往今来的人们对此从不含糊，大声疾呼。《左传》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曰：“人无俭不立，家无俭不旺，党无俭必败，国无俭必亡。”陆游明言：“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王夫之曰：“身教重于言传。”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说：“奢靡会破坏人们的心灵纯质，由于不幸的是，您获得愈多，就愈贪婪，而且确实总感到不能知足自己”。鲁迅说：“奢靡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腐化的现像，决不是原因”。 陶行知先生告诉我们“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知名媒体人白岩松说，当今社会需要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常道如能一以贯之，社会才能行之恒久。道理虽似简单，但实现这些道理需要我们时刻坚守教师队伍的纯洁和无私，需要我们时刻提醒克己复礼的深层含义。

时代需要更多的马正学老师和马玉珍老师，时代需要更多恪守为师之道之人。树立起他们这样的标杆，相信我们所期盼的良师益友之风终将随四时而行、伴晨昏而至。

君子不器

李红

大学教育的宗旨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就业，为了工作吗？提高就业率、提高学生的业务技能就是教育吗？在教育的投入上，各种实验设备一掷千金，但是教师成长、科研支持、人文培养上却扣扣索索。人的成长是看不见的，学校人文环境的营造是看不见的，这些在各种“检查”中都不如，实验设备和就业率那么可量化。呜呼，人不如僵死的器物，人不如冷冰冰的数字，于此为甚。

学生也经常问：“学这个有什么用？”多数人急功近利，着急上火，皆希望老师给点实用的技能，道与术的问题，也是学生纠结的。不但如此，为了获得各种好处，不惜考试作弊，托关系要分数，为了保研，为了留学，可以不择手段。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将这群人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未来将会祸国殃民。这是一些猥琐的人，是精神的侏儒，大学中这种学生不在少数，为了利益，已经没有了羞耻之心，这方面家长比孩子更甚。人格、精神、崇高等等这些词语，似乎不再处于日常话语的中心，人成了一个卑贱的工具，仅仅满足于一种生物性的竞争需要。

那些教育人们不惜一切手段获得成功的所谓成功学，只不过是把人教成“工具”而已。据说有公司培训中，要求公司员工洗厕所，完了把洗厕所的水给喝了；要求在大街上跳艳舞讨钱，说是培养自信和胆识；日常业务中遇到的是，你把这五瓶酒喝了，我就跟你签订一百万的订单；有些女性为了获得某些利益，不惜出卖肉体。种种社会乱象，投射到校园中，使得校园里各种攀比，各种炫富，各种拉关系，不一而足。老师们所倡导的阳春白雪，高贵人格，形而上的思索，在有些学生眼里也会变成幼稚、不懂社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很多老师也不再以此作自我期许，他们的攀比不比学生少，搞关系、拉课题、赚外快等等，静心做学问的人常常被视之为“迂腐”，呜呼。

现代大学里，学科分的越来越细，方法要求越来越规范，学问的讨论，逐渐变成了研究方法的讨论，方法超越了问题，学问里面没有了思想和灵魂，只剩下干巴巴的方法。为了迎合就业市场、为了迎合学生“需要”，各种课程越来越强调实用，越来越强调技术，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界限日益混淆，所以有人慨叹大学就业不如中职教育，这体现的正是功利化的思维。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纷纷开办博雅学院或者国学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将博雅学院的宗旨定为：“博雅学院推崇的人生价值不是金钱，而是智慧与修养”。

大学是什么？《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以此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需要民主、自由的氛围；大学培养的是“健全之人格”的大学生。孔子认为“君子不器”，它是反对将人作为工具来培养的，教育更多的是灵魂、智慧、尊严的问题，是人格养成的过程。

那灵魂、智慧、尊严和人格如何养成呢？按照孔子的说法是“忠恕而已”，强调人伦关系中的自我克制和宽容；老子则从形而上的视角出发，强调“为道日损”，也就是砥砺你的欲望和世俗，回归高贵的自我精神。实际上，人生修养还有一个境界：那就是对世界的认知，也就是对真理的追求，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比较缺乏的。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解决的是社会实践问题和伦理问题，而对真理的追寻并不感兴趣。常常从伦理的角度来谈，认为人生要“难得糊涂”、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生死问题上是回避的“未知生、焉知死”。也很注重实践的问题，讲求“知行合一”，讲求“听其言，观其行”。其思维模式是顿悟式的，是沉思的，而不是逻辑的、理性的。这就导致了对语言、对纯粹理性、对自然的追问不够。

宇宙人生的问题，也是人生的大问题，这就是哲学，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智慧也是人的高贵的地方。

人们常常讲“学知识”、“学文化”，但是从来没有人讲过“学思维”。其实，思维比知识重要，或者说学习的核心是思维，在于很多思维是相通的。比如，做一篇论文，首先要求有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你想干什么。只有明白了你想干什么，你才能去设计怎么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其中的困难在哪里？比如你的资料从哪里来？你要围绕哪些小问题展开，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生活中的例子也是相同的：有些同学不敢找老师聊天，是因为他又不知道聊什么，他没有思维，没有问题，不知道如何深入地去聊一个问题。写论文和谈话是同样的道理，思维是其中的关键，否则你连聊天都不会，聊天都没有水平。同样，工作的统筹规划、创意和想象力，离开了思维就做不好。

但是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天生就如此的，而是可以通过学习、训练、反思、实践等等方式培养起来的。为此，看书的关键就是要学会一步步追寻作者的思维，把握其思维的线索。一篇文章，一本好书，都有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核心的观点，整个就是在此逻辑之下连贯形成的。

《论语》中的核心问题和《道德经》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其实，他们共同都在追问一个问题：社会为什么这么混乱？最终他们得出的原因不同，解决办法也迥异。孔子认为是“礼崩乐坏”，是“周礼”遭到破坏导致的混乱。但是，老子对此刚好相反，认为恰恰是“礼乐”坏的事，并认为“大道废，有仁义”，认为仁义才是最末流的东西，它反而更容易带来社会的混乱。如果说孔子的学说是“正”，恢复正统；那么老子的思想则是“反”，它认为“反者道之动”，是批判的。明白了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思维取向，我们思维的想象力立马就打开了。

钱穆在它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道：皇帝是中国的领袖，这个领袖是世袭的，那为什么要世袭呢？因为中国太大，没有办法选举。世袭就是很黑暗的，是吗？钱穆说，没那么黑暗，因为只有皇家一族是世袭的，郡太守和县令都不能把职位传给他的儿子。那皇帝一人专权，是不是很专制啊？领袖跟政府（丞相）是什么关系？丞相掌管着那么多的职能部门，它的权力实际比皇帝要大，皇帝实际上是个象征性的元首。这样一步一步把握思维的线索，就比你简单记住一个结论好得多，有用得多。结论你可以争论，思维却会让你受益无穷。

网络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各种信息往往让人应接不暇。面对海量信息，怎么办？随时关注吗？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退一万步讲，你即使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不过是增加点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但是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所谓的“公知”，以贩卖很多信息量为荣。作家王朔曾将这类人命名为“知道分子”，也就是知道一些事情而已。曾经遇到过一个学中文的小青年，听说我对古诗词有些造诣，就要求我跟他“对诗”来喝酒。我自然不敢对，因为我对古诗词的记忆并没有那么准确。但是，立马就让我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感觉他在卖弄他所知道的一点东西而已。在广州也遇到一个学历史的博士，进屋就问我一个文学博士朋友，“你是哪里的？”我朋友说“是山东的”，他立马就问“你知道山东有哪些地区哪些县吗？”我朋友就说大概知道一些，他就噼里啪啦背出一些。此人走后，我与朋友皆认为其素质太低，他的知识是用来卖弄的，不是用来思索的。

就知识来说，只知道一个结论，只知道某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证明你知道而已。就诗歌来说，你知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也就只能证明你知道而已。假如你没有能够深入诗歌的意境中，并且将它化作心灵的一种美感的话，它也就只是一些文字游戏而已。比如同样的一个“愁”字，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体验：“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没有对知识的深刻体味和思维，知识或者书本只是外在于人的“物”而已，跟你的生命、灵魂和思维是不相关的。

大学不讲人格、不教思维，大学不过在制造一些工具而已。工具没有人格支撑，没有思维的深度，这个工具很容易伤到别人，伤到社会，最后也会伤到自己。而人之为人，关键在于高贵的灵魂和深刻的思维，两者缺一不可，人的幸福感也正来源于此。领导者、教育者、学生一切人等，假如对这个没有清楚的认识，中国的教育不可能真正做好，中国梦也就是一句空话。